沈联涛

大多数人认为，国际货币体系是“二战”末期打造布雷顿森林体系过程中形成的规划性产物。对于IMF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全球性金融机构而言这种看法是对的，但是现在的体系中充斥着混乱的规则、监管、外汇制度和营利性金融机构。 当前我们有全球的金融市场，但是没有全球性机制应对周期性危机，只能依赖各国政策制定者偶尔达成的共识。 全球仍无应对金融危机体制 在美国是全球主导力量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但是当美国在1971年放弃金本位时，一切都改变了。从那时开始，国际货币体系很大程度上被美国和欧洲所主导，它们拥有IMF的大部分投票权。 毋庸赘言，新兴市场的话语权很小，因为它们是IMF和世界银行主要援助和资金供应的对象。1975年，六国集团开始形成，包括美、英、法、德、日、意，下一年新增加拿大成为七国集团。七国集团的领导人定期会面，制定国际货币体系方面的大多数决策。这七个国家占全球GDP约50%，但实际上运行着全球的金融系统。 七国集团的规模直到1997年才得以扩大，联合国、世界银行、IMF和WTO的负责人被邀请参加他们的会议。在1998年，新增俄国组成了八国集团，但是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，代表更多国家利益诉求的增加，使得这个组织在1999年扩容到二十国集团。二十国集团占全球GDP的80%，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二。 个别自顾多极体系难达共识 国际货币体系之所以不能有效发挥作用，是因为决策权掌握在少数主权国家的手中，而不是全球的机构。只要主导力量稳定，单极体系就没有问题。但是在多极体系中，这不一定适合，因为各国都只顾自己的利益，即使显而易见的决策也无法达成共识。 如果我们继续在国家层面上探讨国家货币体系的改革，能否达到一个更有效率的促进全球贸易、结算、保持全球金融稳定的体系。 例如，关于美元角色的争论以及将人民币的兴起看做是对当前格局的威胁。这是可以理解的，只是货币和金融不会自行消失，但却意味着全球繁荣和稳定的终结。 真正的问题在于，全球金融体系的功能是什么，如何实现它？ 美国持续贸易逆差引发危机 在“二战”刚结束的那段时期，美元出现短缺。因此，创立IMF是为了给战后重建提供流动性和外汇储备。那时美国贸易顺差，且持有世界大部分的黄金储备，所以每个人都想持有美元。今天，因为作为储备货币要不断输出美元，美国就得持续贸易逆差，这导致全球失衡，最终引发了当前的危机。 故事是这样的：东亚在20世纪90年代陷入危机，于是开始储备大量外汇，产生贸易盈余，这些储蓄降低了全球利率，导致发达市场失去对货币的控制。人们同时开始认识到，全球的影子银行信贷抽出了带杠杆的流动资金，这导致货币政策失去效率。 换句话说，在全球流动性紧缺的同时，全球金融市场中的流动性却在泛滥，以至于大多数央行都在思考如何防止这种流动性制造资产泡沫、银行危机和货币过度升值。你要么建立强大的外汇储备给自己上保险，要么允许IMF在你需要时为你提供资金。但是大多数国家都不喜欢IMF强加的苛刻条件。 要IMF资金却不要苛刻条件 这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真正困境。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全球性机构，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去重新平衡全球经济吗？如果这样，每个国家都要把主权让给IMF。当前，IMF既无法履行对大股东的约束职责，也不能发放充足的贷款解决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。IMF目前可运用的资金约为4000亿美元，要解决欧债危机资金总量至少要增长到5倍。 最近的统计数字显示，传统金融资产规模达到250万亿美元，衍生品市场规模达600万亿美元，没有一个国家或集团可以应付这种指数型增长的全球金融体系。 总而言之，在考虑是否把盈余国的货币如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，纳入特别提款权（SDR）的一篮子货币之前，要把全球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彻底想清楚。 全球体系结构问题须彻底考量 事实上，没有哪个国家会一直处于盈余状态，财政赤字的国家迟早会不得不向全球储蓄池借钱。在全球无法就如何行动达成共识之前，世界只能陷入危机的泥潭，从一个危机走向另一个危机。 总之，除非遭遇另一场系统颠覆性的震荡，不要期望美元主导的体系会有很大改变。 （丹斯里沈联涛〔Tan Sri Andrew Sheng〕为马来亚大学与清华大学兼职教授，现为马来西亚国家经济顾问理事会理事、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、香港金融管理局与香港证券和期货委员会前主席、香港新智库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。沈氏著有《十年轮回：从亚洲危机到全球危机》，从业经历丰富，素有“金融大师”美誉。）